1985年2月2日，南京城刚过立春，紫金山脚下仍带着湿冷。清晨六点，院子里传来咯吱声，80岁的许世友推开木门，抖了抖军大衣领子。他站在草坪中央，眯着眼看自家那片高粱，片刻后挥手示意警卫把猪食端过去——这名一辈子带兵冲锋的上将，此刻更像个垂暮乡民。

临近春节，他总说胃口差，腰腹发胀。工作人员劝他去做检查，他摆摆手：“春忙呢，地里的麦苗正拔节。”当天上午，南京军区卫生部送来一份会诊意见，被他压在书桌角，一句话没回。与军医交谈时，他只抛出一句：“肉疼可以忍，头疼可不行。”

时间退回三年前。1982年9月，中顾委成立。北京大会堂里掌声雷动，选举环节结束，他在表决结果里得到副主任席位。可散会当晚，许世友向邓小平提出：“不住北京，回南京。”理由简单——北京人多事多，写不成回忆录。邓小平笑说：“那就回长江边凉快去。”文件第二天即批。

南京中山陵8号，原本是孙科故居，两层西式楼房外加大草坪。许世友搬进去后，图纸一改：东北角建警卫塔，围墙下砌猪圈，草坪改成麦地、玉米地。洋房一下变庄稼院，警卫暗自嘀咕，他却乐在其中。逢雨后，他披蓑衣去地里掰苞谷，嘴里念叨“打仗得靠粮草”。

读书是另一桩大事。替他组建写作班子，《我在红军十年》《我在山东十六年》相继付梓。他定下规矩：不夸自己，不掩失败。稿子送印前，他常掷一句：“吹牛就撕！”写累了，就到院子里逮兔子，逗小孙女。日子看似清淡，实则紧凑。

痛风顽疾时时作怪，他已习以为常。真正的麻烦出现在1985年春节前。持续胀痛让下属着急，三月初，军区卫生部硬把他送到上海华东医院。抽血数据显示甲胎蛋白超标四十余倍，专家们面面相觑，最终给出“定期复查”模糊说法。许世友听完没表态，直接回车里小憩。

五月，南京复查结果指向肝癌。军区将报告送至中南海。中央研究后发电：“立即住院，统一诊疗。”聂凤智亲自登门，劝说良久，答复依旧：“不去。”他将军帽往桌上一摔：“怕死就不打仗了。”当老部下、301医院肝病专家刘贤庭提议去北京时，他半开玩笑：“首都嘴皮子厉害，我吵不过。”

拒诊风波未平，他又做了件怪事——把一把旧扫帚倒挂在卧室北墙。工作人员困惑，他解释：“豫东老家迷信，说这样能扫走邪气。”有人悄声议论，说这是在给自己壮胆。倒挂的扫帚一晃一晃，却拦不住病势。

九月末，他腹水明显，双腿浮肿，常整日昏睡。30日清晨，护士发现他呼吸急促，军区紧急决定转院。凌晨，上将被抬进南京总院加护病房，他睁眼扫了一圈：“搬哪都行，别烦我。”随即合眼。此后多数时间陷入浅昏迷，只在杨尚昆等人探视时，被轻唤醒。他含糊吐出四字：“我完蛋了。”这句话像铅块砸在静悄悄的病房。

10月22日下午4时12分，抢救无效，许世友生命定格。按照遗愿，他与母亲合葬故乡。灵柩里除常用收音机、手表，还放三样随葬物——茅台一瓶配白瓷小杯，老式猎枪一支，新版人民币一百元。有人私下评价：酒壮胆，枪护身，钱付路，许世友仍遵他那股“要硬气、不求人”的脾性。

扫帚依旧倒挂在那间卧室。门窗紧闭，墙角微尘未拂。邻居路过，偶见屋檐玻璃反射出竹柄的影子，低声说：“老将军的倔劲儿，一点儿没散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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